珠宝厂血案背后的劳资困局

   金融危机激化了正在改善中的珠三角劳资关系，双方同是受害者，面对资方层出不穷的“自救”手段，工人们难以应对，更难以跨越政策上的无形壁垒。

　　3月12日中午，在杀死公司的一名人事总监和一名人事经理之后，24岁的广州番禺区嘉衡珠宝公司起版部工人何金喜从公司顶楼跳下身亡。

　　半个月后，一些嘉衡公司员工私下仍在讨论，如何为他怀孕7个月的妻子捐款。工人们认为，是公司不按照劳动法进行裁员经济补偿导致惨剧———虽然如今难以找到直接证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作为中国珠宝首饰品出口量最大的地区之一，番禺珠宝业因全球金融风暴而遭受重创。这里近10万珠宝业工人，在停工、裁员的现实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忍耐、等待和观望。

　　在对何金喜遭遇虚虚实实的构想、流传中，工人们讲述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事，和风暴中的某种集体情绪。

　　经济危机下，温情不再

　　何金喜的杀人动机至今是谜，但工人们的猜测都与裁员有关

　　何金喜杀死的是两位女上司，40岁的人事总监Ann，有一个15岁的女儿；另一位是人事经理Winky，1岁婴儿的母亲。而他自己身后，抛下了预产期在5月份的妻子阿娣。

　　阿娣跟丈夫同岁，都出生于1984年，一样是稚气未脱的外形。她穿着娃娃式的孕妇裙，胸前有一朵毛线织的花饰。

　　出事前一天，晚餐的菜是竹笋炒肉，竹笋是苦的，阿娣只记得自己忙着把肉片挑出来。晚上丈夫买回来两瓶比较贵的纯生，却有一瓶打开没怎么喝。她已经接近半年没工作，而丈夫的薪水最近减少逾半。她抱怨浪费，但丈夫一言不发。第二天，丈夫离开睡梦中的她去上班，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在傍晚警察找上来的时分。

　　在工友和老乡眼中，阿喜性格外向，平时跟大家有说有笑，“打牌输了钱都从不生气。”但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不曾听到他到底与公司有什么纠纷、为什么在两三天之间，让这样一个平时脾气还算温和的人，盛怒到成为杀人凶手。

　　说法都与裁员有关。一说，是公司要裁员，却不肯按照何金喜工作4年的年资付清劳动法规定的经济赔偿。另一说，是公司要员工上交厂牌，修改上面的进厂时间，而何不肯交。还有一说，是谈好的裁员赔偿数额，却一再拿不到。冲突中，何金喜被印籍管理人员打了一个耳光，而当他报警后，警察来处理时，两位人事女主管却作了假证。

　　部门生产组长说阿喜不在裁员之列，他的公司还否认了修改工牌以减少赔偿的传言。一位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家属，印度管理人员没有打他，只是“扶了他的肩膀”。当天接警的沙头街派出所一位警察承认发生纠纷，所里确实为此出警，但没有透露纠纷原因。

　　何金喜出事第二天，对面楼上的辉煌首饰厂，拖欠已久的1月份工资就发下来了。这家工厂的工友感叹，这是何金喜带来的“恩惠”。“出了这些事情，大概公司会对员工好点。”很多珠宝业工人不约而同说出这句话。

　　在嘉衡公司一群员工的QQ群上，群公告上赫然是：“有唔心寒呀，各位！为值得嘅人哀悼吧！”群主说，那就是为阿喜写的。

　　嘉衡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开始便如此没有人情味。从2005年到2007年，公司不断扩大规模，从三楼扩大到五、六、七、八楼，工人最多的时候上千。这曾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厂，周末加班也依法按照基本工资两倍发。在2008年之前，公司每年都会组织一两趟员工短途旅游。

　　不过，从2007年11月开始，工人们开始感受到金融危机逼近的阴影———加班突然变少了。此前的10月份还是赶货旺季，很多工人加班一百二三十个小时。到2008年1月，很多人只能拿到平时工资的60%.开年饭一吃，老员工才发现公司已经减少四五百人。

　　一个用法律与工人周旋的人事总监

　　很多工人说，她的口头禅是：“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方案，那就去劳动局告我啊！”

　　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事总监Ann开始成为公司内一种沉默敌意的众矢之的。她在7月进入公司，工人们传说她因“特别懂法律”而受到赏识，“她本科学法律，因此工人跟她一提劳动法，她就发脾气”，一位离职的主管说。工人们认为，Ann最了解如何用法律来与工人周旋，挤压金融危机中劳动者本已经越来越薄弱的利益。他们认为，福利的取消和劳动条件变苛刻，都跟Ann有关系：2008年，工人们的旅游被取消；工作中，贵重金属可以容许的损耗率从2.3%调低到1.7%.2009年，医疗补贴和全勤奖增设了新的条件，大部分工人无法拿到。

　　最近公司把厂牌收上去修改，引起工人们的恐慌。一些年资长的员工，厂牌上的进厂年月都被改成“2004年5月”———而工牌确实是劳资纠纷发生时，证明工作年限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之一。

　　从去年11月开始，工人们经常能听到被裁员工与人事主管大声争吵。不过由于公司对员工采取分批解聘，每批多则十几人，少则四五人，得以规避劳动合同法关于裁减人员20人以上必须履行提前30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等一系列程序的规定，工人们也因此失去联合起来讨价还价的可能。

　　Ann的裁员计划进行顺畅，绝大多数工人不管工作年限，只能拿到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方案，那就去劳动局告我啊！也不看看我跟劳动局什么关系！”这是不同批次被解雇的员工都复述过的Ann的口头禅。

　　工作3年的女工王永婷，在Ann承诺补交三年社保的前提下，按她的要求填了“自动离职”。但离职手续办完，Ann告诉她，社保是员工福利，而她已经不是员工。

　　甚至，在今年2月底，辞退与何金喜同部门的十几位工人时，Ann直接打电话叫劳动局的人来。来的两个人，“证件上好像是劳动局的兼职”，一位工人回忆说，“他们就告诉我们，听公司的安排”。

　　“我告诉她们两个：这么搞下去早晚会出事的。”这批被裁员工中的一位资深工人事后对记者说。不到两周之后，一语成谶。

　　立场可疑的劳动调解

　　令女工们困惑的是，劳动保障中心的人当面跟人事总监讨论怎样对付工人

　　对于Ann生前的工作作风，也许只有被裁的配石员康美兰（化名）持有最直接的证据———在不愉快的交涉中，她偷偷留下了一份录音。

　　2月的一个早晨，已经在公司工作5年的康美兰在大门口被保安拦住了。对方告诉她：“你今天起不用上班了。”同一天，同一个部门，有5个女员工收到这样的通知。

　　Ann坚持所有人只能补偿一个月或者半个月的经济补偿，康美兰咨询劳动局的热线，得到的答复是，按工作年限每年可以赔偿一个月总额工资，外加一个月收入作为代通知金。

　　在康美兰的要求下，部门里同一周被裁的9个人一起去了沙头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她们到了公司。这时，Ann就改口了，说不解雇她们了，可以留在公司继续做。

　　就在劳动保障中心的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康美兰得到的解除合同条件是：补偿一个月工资，比劳动法规定少5个月；少买的两年社保，也没有补偿。

　　令女工们困惑的是，劳动保障中心的人，还当着她们的面跟人事总监讨论可以对付工人的手段———“如果我们要继续去投诉，可以让我们请假，也可以不给，旷工多少天就算我们自动离职……如果要留在公司工作下去，我们的作息时间，要听公司安排，让我们休星期几就星期几。”康美兰说。

　　下午，女工们只好签下与公司“已经协商，同意离职”的文件。

　　金融风暴的最后承受者

　　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

　　嘉衡公司的劳资关系恶化，正是金融危机中番禺珠宝业的缩影。番禺区珠宝厂商会秘书长刘强表示，番禺95%以上的珠宝企业以外销为主，2008年年底平均每个企业的订单同比少了六七成；同时，客人还款延迟，导致银行收紧信贷，迫还贷款，都加剧了企业窘境。“保守估计，整个行业已裁去超过30%的员工。”

　　“可以这么说，（裁员中）非常严格地遵守法律规定、完全按照法律标准支付员工补偿金终止劳动关系的企业，只是一小部分；另一部分是短斤少两，还有甚至不给的；此外，还有用其他的事由来进行（解雇工人）的。”设在沙头街道的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有为告诉记者。

　　据工人们反映，冲突最为典型和“知名”的企业，在沙头街地区，是“亿钻”。这家香港上市公司，是出口到中东的香港最大珠宝商之一。亿钻珠宝2008年9月发布的中期业绩报告显示，截至9月底，公司净利润较2007年同期的3160万港元下滑11%.

　　工友们说，去年12月初，亿钻公司的执镶车间，先是用分批放假进行裁员，然后放一个月长假“各个击破”，遣散大部分员工。最后，13名与公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工友，决定通过请律师来讨还补偿。

　　13个人里只有斗志十足的阿邹（化名）拿到了解聘书。这个解聘书，为了规避解聘经济补偿，公司拒绝出具。阿邹一直跟着男人事经理，从公司盯到宿舍，最后对方不得不以受骚扰而报警，在警方干预下，阿邹成功了。

　　“最后决定打官司的，都是我们一群老实人。”外表时尚的80后男工阿德，每月收入是2200元，工作了5年，按法律加上代通知金，总共要补偿6个月工资，“我没有要逼死他们，我只要8000元就满意了，可他们硬是只给我7000元，为了这1000块把我逼上法庭，你说搞笑不搞笑？”

　　通常，资深的男工和主管、组长能争取的赔偿额度最高，而年轻男工次之，教育程度低的女工，是争取到合法赔偿比例最低的群体。林拉婵（化名），只上过一年学的寡妇，丈夫在亿钻工作的时候患癌症去世后，她就要一个人养5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她在公司工作了9年，最后公司只给了4个月的底薪，总共不到8000元———而按照劳动法标准，月薪2700元左右的她应该拿到2.7万元———并要求她在离职表格上签“自动离职”。

　　大规模裁员的同时，公司在增加外发车间的数量。重新在承包商手下上岗的工人林光明（化名）告诉记者，从此再也没有社保、也不再有加班工资加倍的概念，24小时连轴转下来，手里只能拿到100多元。

　　这与仅仅一年前亿钻的待遇判若两者。公司很早就实行5天工作制，每年有一次聚餐和旅游，全勤奖在同行业中最高，企业文化也让人满意。去年，为一条参展国外的大项链，厂里就给每个经手的工人发了100元。这些温情回忆，被一场金融海啸摧毁。工人们一再表示，他们不相信老板愿意如此对待工人，“坏的都是工厂管理层”。

　　在3月29日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组织的一次珠宝业工人座谈中，工人们表示，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作为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环，在一个整体性的危机里，工人是最后的承受者。”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说。

　　但工人们的失业，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外来人口”问题。

　　在嘉衡公司所在的大罗塘地区，附近的左边村、大罗塘村和丹山、小平村、沙头新村，密密匝匝的多层住宅，都是给珠宝工人“量身定做”的小出租套间，而一部分资深工人已经在邻近的江南新村、鸿福小区分期付款买房。而很多生于1980年左右的工人一出校门就来到这里工作。

　　范瑛和丈夫一起在珠宝行业干了十几年，“不像别的行当，回到湖北老家根本没有相应产业，回家就是废人一个。”

　　“到处试工，都是不包吃包住，1000块一个月，没有加班工资。趁着经济危机，企业好像都在捡便宜。”康美兰天天都去找工作。她还在供楼，同在珠宝行业的丈夫减薪之后，供楼加上她的社会保险，只有一千元供一家三口生活。

　　左边村的小杂货店老板老邱抱怨着连自动麻将台的生意都淡了，而村中的小饭馆，生意也减少了五成以上。

　　出租屋已经减少三五十元的月租，但还是空了很多。晚上加班的工人不再打车，还有工人在晚上做起了摩托载客的生意。左边村，一群女工在杂货店做珠花，一朵一两毛，吃饭前拿着两三元钱慢慢回家，与其说是赚钱，不如说是寻找补贴生活的安全感。

　　不对称的劳资实力

　　工人没有工会帮忙，难以形成诉讼同盟，而珠宝业却据说有一个“厂商会黑名单”，“凡是跟公司有劳动争议的，都会上这个名单”

　　在记者采访到的劳动争议中，没有任何工会介入的情形。坚持讨公道的工人唯一能求助的就是律师，尽管收费不菲。阿邹、范瑛她们每人预付律师800元，案子审结后再按标的给15%.

　　当2月份仲裁立案的通知书发到亿钻公司，公司贴出公告，说这12人不回厂上班，算自动离职。

　　曾律师认为，许多公司“对劳动者用法律追回自己合法所得的行为，看成对管理方的挑战，因此宁愿付出数倍于劳动报酬的代价把官司打赢，让后面的人断了念想。”

　　而康美兰的困境是，找不到与自己类似处境的工友来分摊律师费。上班的时候，珠宝业在保安上的敏感性，让工人们无法走动相互交往。之前离开的数百人，她一个都找不着。

　　工人是单枪匹马和势单力薄的，而在他们心目中，公司却有着沟通便利的强大联盟。因为珠宝业的特殊性，工人的过往品行记录会进入一个网络，俗称“厂商会黑名单”。工人们确信，“凡是跟公司有劳动争议的，最后都会上这个名单。”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厂商会确认。

　　阿德被公司解约之后，去另一家公司面试。他同意了比之前低数百元的薪水，试工的活也做得不错，但半小时后，他被通知不录用。而另一位同事却以差不多的月薪被录用了。阿德认为这是用工单位向亿钻公司查询自己品行的结果。他心灰意冷，接受了市区一家酒吧的服务生工作，不包吃住，一月1500元，每天晚上8点半做到清晨6点。

　　迟到的权利非权利

　　广东现行的仲裁办法被指有失公正，一桩劳动争议二审结案，工人要等上2年

　　即便诉诸法律，等待也十分漫长。阿德他们的案子2月仲裁立案，排期已经是9月份，而劳动仲裁是劳动纠纷在法院起诉之前必经的前置程序。陈有为告诉记者，番禺区劳动仲裁的排期，至少已经排到了2009年12月。“这意味着，劳动者等一桩劳动争议二审结案，要等上2年左右。”

　　去年5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仲裁，必须在受理仲裁之日起45日内结束，但这个法并没有就劳动仲裁中止的事由做出细则规定。

　　而广东省高院、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却规定“仲裁排期”可以作为中止事由。

　　“我个人认为，仲裁法更加强化了仲裁的时间效率，立法赋予当事人在仲裁逾期不作出裁决的情况下，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我认为应该坚持中止事由、延期事由法定的原则，否则该权利将大打折扣———迟到的权利，就不是权利了。”陈有为说，“指导意见”将“案件排期”作为劳动仲裁中止事由，有背劳动仲裁法的精神，但却有其客观无奈之处。广东省只有不到全国1/15的专职仲裁员，却要处理约占全国1/4的劳动争议案件。

　　“我觉得需要讨论如何克服这个排期问题，应该将目光聚焦于仲裁、审判机构在面对劳动争议上的机构建制上。”“久拖不裁，这就等于把矛盾踢回给当事人，不利于社会安定。”

　　另一方面，记者采访到的律师，都谈到劳动仲裁的效果不彰。“大多数我们代理的案子经过仲裁都要起诉到法院，如果劳动仲裁不能服人，那么仲裁的社会效果何在呢？”

　　“我相信判决上能够胜诉，但是对大环境下，委托人最后能否拿到劳动所得，并没有信心———一方面是企业的存续能力，另外，现在企业在财务上，藏头露尾的情形太常见了。”曾律师说。

　　如何既让企业生存，又让工人安定，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两难问题。一位要求匿名的番禺珠宝业前经理人告诉记者，早在劳动法实施前，番禺珠宝业就有不少投资者把熟练工人和管理干部请到泰国和越南开设新厂。因此，“今年即便市场复苏，到下半年有些圣诞单，也许会被泰国和越南分走，番禺的订单最多只有往年的一半。因此劳动法规定太理想，事实上也不见得对工人好。”

　　范瑛的丈夫似乎总在为把老板告上法庭而有些抱歉。他一再解释：“我们知道老板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非要百分之百按照法律规定拿到钱；我们知道国家也不容易，两头都要顾……但能不能想想我们，对于公司是金融危机，对我们个人也是啊。”

　　金融危机怎样激化劳资关系？

　　◎温情往事

　　亿钻公司很早就实行5天工作制，每年有一次聚餐和旅游，全勤奖在同行业中最高，企业文化也让工人满意。去年，为一条参展国外的大项链，厂里就给每个经手的工人发了100元。工人们不相信老板愿意如此对待工人，“坏的都是工厂管理层”。

　　◎窘迫现状

　　番禺95%以上的珠宝企业以外销为主，去年年底平均每个企业的订单同比少了六七成；同时，客人还款延迟，导致银行收紧信贷，迫还贷款，都加剧了企业窘境。“保守估计，整个行业已裁去超过30%的员工。”

　　◎裁员招数

　　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

　　比如，对员工分批解聘，每批多则十几人，少则四五人，得以规避劳动合同法关于裁减人员20人以上必须履行提前30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等一系列程序的规定。

　　◎工人应对

　　刁蛮型阿邹一直跟着男人事经理，从公司盯到宿舍，最后对方不得不以受骚扰而报警，在警方干预下，阿邹成功拿到了解聘书。

　　无奈型工人们向仲裁委求助，但当仲裁立案的通知书发到亿钻公司，公司贴出公告，说这12人不回厂上班，算自动离职。

　　极端型何金喜杀死公司的一名人事总监和一名人事经理之后，从公司顶楼跳下身亡。